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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和杨万里的个人资料是什么？

苏轼（1037～1101年），字子瞻，又字和仲，号“东坡居士”，眉州眉山（即今四川眉州）人，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、书画家。他与他的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，世称“三苏”；与汉末“三曹父子”（曹操、曹丕、曹植）齐名。

他的父亲苏洵，即是《三字经》里提到的“二十七，始发愤”的“苏老泉”。苏洵发愤虽晚，但用功甚勤。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，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。当然，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，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，更不能年未及冠即“学通经史，属文日数千言”，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。

嘉佑元年（1056年），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，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。在翌年，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，以一篇《刑赏忠厚论》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，高中进士。

嘉佑六年，苏轼应中制科考试，即通常所谓“三年京察”，入第三等，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。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，丁忧扶丧归里。熙宁二年（1069）服满还朝，仍授本职。

苏轼几年不在京城，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。神宗即位后，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。苏轼的许多师友，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，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，被迫离京。朝野旧雨凋零，苏轼眼中所见的，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“平和世界”。

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，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，认为新法不能便民，便上书反对。这样做的一个结果，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，不容于朝廷。于是苏轼自求外放，调任杭州通判。

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，任满后，被调往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，任知州。

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，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。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，大做文章。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，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，“文字毁谤君相”的罪名，被捕下狱，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

苏轼坐牢103天，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。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，苏轼才算躲过一劫。

出狱以后，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（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）。这个职位相当低微，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，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，种田帮补生计。“东坡居士”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。

宋神宗元丰七年，苏轼离开黄州，奉诏赴汝州就任。由于长途跋涉，旅途劳顿，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。汝州路途遥远，且路费已尽，再加上丧子之痛，苏轼便上书朝廷，请求暂时不去汝州，先到常州居住，后被批准。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，神宗驾崩。

哲宗即位，王安石势力倒台，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。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。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，苏轼从登州太守，拔升翰林学士，至上礼部尚书。

俗语：“京官不好当。”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，认为其与所谓“王党”不过一丘之貉，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。

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，有不能见谅与旧党，因而再度自求外调。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，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。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，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，也就是著名的“苏堤”。

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，自比唐代的白居易。但没过多久，王安石再度执政，他就又被召回朝。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，被外放颖州。 元佑八年（1093年）新党再度执政，他以“讥刺先朝”罪名，贬为惠州安置、再贬为儋州（今海南省儋县）别驾、昌化军安置。徽宗即位，调廉州安置、舒州团练副使、永州安置。元符三年（1101年）大赦，复任朝奉郎，北归途中，卒于常州，谥号文忠。享年六十六岁。

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

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，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、表现力和艺术价值。他的文学思想强调“有为而作”，崇尚自然，摆脱束缚，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。他认为作文应达到“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。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”（《答谢民师书》）的艺术境界。苏轼散文著述宏富，与韩愈、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。文章风格平易流畅，豪放自如。释德洪《跋东坡（左忄右允）池录》说：“其文涣然如水之质，漫衍浩荡，则其波亦自然成文。”苏轼与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，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

苏轼致力提拔后进，黄庭坚、秦观等均出其门下。

苏诗现存约四千首，其诗内容广阔，风格多样，而以豪放为主，笔力纵横，穷极变幻，具有浪漫主义色彩，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。燮星期《原诗》说：“苏轼之诗，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，天地万物，嬉笑怒骂，无不鼓舞于笔端。”赵翼《瓯北诗话》说：“以文为诗，自昌黎始，至东坡益大放厥词，别开生面，成一代之大观。……尤其不可及者，天生健笔一枝，爽如哀梨，快为并剪，有必达之隐，无难显之情，此所以继李、杜后为一大家也，而其不如李、杜处亦在此。”

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，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，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。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。他将北宋诗新运动的精神，扩大到词的领域，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，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，扩大了词的题材，丰富了词的意境，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，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名作有《念奴娇》、《水调歌头》等，开豪放词派的先河，与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。刘辰翁《辛稼轩词序》说：“词至东坡，倾荡磊落，如诗，如文，如天地奇观。”

苏轼还擅长行、楷书，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他曾遍学晋、唐、五代名家，得力于王僧虔、李邕、徐浩、颜真卿、杨凝式，而自成一家。自云：“我书造意本无法”；又云：“自出新意，不践古人。” 黄庭坚说他：“早年用笔精到，不及老大渐近自然”；又云：“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。”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，加之学问、胸襟、识见处处过人，而一生又屡经坎坷，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，天真浩瀚，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。人书并尊，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、迈、过，友人王定国、赵令畤均向他学习；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、韩世忠、陆游，以及的吴宽，清代的张之洞，亦均向他学习，可见影响之大。黄庭坚在《山谷集》里说：“本朝善书者，自当推(苏)为第一。”

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，师文同，比文更加简劲，且具掀舞之势。米芾说他“作墨竹，从地一直起至顶。余问：何不逐节分？曰：竹生时，何尝逐节生？”亦善作古木怪石，米芾又云：作枯木枝干，虬曲无端；石皴硬，亦怪怪奇奇无端，如其胸中盘郁也。”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。其论书画均有卓见，论画影响更为深远。如重视神似，主张画外有情，画要有寄托，反对形似，反对程式束缚，提倡“诗画本一律，天工与清新”，并明确提出“士人画”的概念等，为其后“文人画”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。存世书迹有《黄州寒食诗》、《赤壁赋》、《答谢民师论文》与《祭黄几道文》等。存世画迹有《古木怪石图卷》；又近年发现的《潇湘竹石图卷》当亦系他的作品。

苏轼在诗、文、词、书、画等方面，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。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。

苏轼生平年表

北宋仁宗天圣元年--嘉佑八年（1023-1064）

1036 苏轼降生

1054 娶王弗

1057 中进士；母丧；服孝（1057.4-1059.6）

1059 举家前往京都

1061 仁凤翔判官

英宗治平元年--四年（1064-1068）

1064 任职史馆

1065 妻丧

1066 父丧；服孝（1066.4-2068.7)

神宗熙宁元年--元丰八年（1068-1086）

1068 娶王闰之

1069 返京；任职史馆

1071 任告监管；任杭州通判

1074 任密州太守

1076 任徐州太守

1079 任湖州太守；入狱

1080 谪居黄州

1084 往常州

1085 往登州；任登州太守；往京都；任中书舍人

哲宗（1086-1100）元佑年间太后执政（1085-1093）

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

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司令

1091 任吏部尚书；往京都；任颍州太守

1092 任扬州太守；兵部尚书；礼部尚书

1093 妻丧；太后逝世；调定州太守；河北司令

1094 往惠州贬所；谪居惠州

1097 往海南；谪居海南儋州

徽宗（1101-1126）太后执政（1100）

1101 北返；往常州；逝世

1126 北宋亡

苏轼的三任妻子

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，四川眉州青神人，年轻貌美，知书达礼，16岁嫁给苏轼。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，有“幕后听言”的故事。苏轼为人旷达，待人接物相对疏忽，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，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。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病逝。苏轼依父亲苏洵言“于汝母坟茔旁葬之”，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。又过了十年，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《江城子·记梦》：十年生两茫茫。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。小轩窗，正梳妆。 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断肠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

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，是王弗的堂妹，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。她比苏轼小十一岁，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，生性温柔，处处依着苏轼。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，历经乌台诗案，黄州贬谪，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，与之同甘共苦。二十五年之后，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。苏轼痛断肝肠，写祭文道：“我曰归哉，行返丘园。曾不少许，弃我而先。孰迎我门，孰馈我田？已矣奈何！泪尽目乾。旅殡国门，我少实恩。惟有同穴，尚蹈此言。呜呼哀哉！”在妻子后百日，请他的朋友、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，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，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。苏轼后，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，实现了祭文中“惟有同穴”的愿望。

苏轼的第三任妻子叫王朝云，原是他的侍妾，比苏轼小二十六岁。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，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。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，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，称其为“天女维摩”。但不幸的是，朝云被扶正后过了十一年，即先于苏轼病逝。朝云逝后，苏轼一直鳏居，再未婚娶。遵照朝云的遗愿，苏轼将亡妻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，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，撰写的楹联是“不合时宜，惟有朝云能识我；独弹古调，每逢暮雨倍思卿”。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：“东坡一日退朝，食罢。扪腹徐行，顾谓侍儿曰：‘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？’一婢遽曰：‘都是文章’，坡不以为然。又一人曰：‘满腹都是见识’。坡亦未以为当。至朝云，乃曰：“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。’坡捧腹大笑。”朝云墓如今已成为海南名胜之地。

苏东坡的绝命诗：

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

闻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

写诗的时间是它前两个月，看到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后的即兴之作。

苏轼轶闻

1，苏轼“欺”师

苏轼考进士，作了篇春秋大文，叫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其中有段落如下：

当尧之时，皋陶为士，将，皋陶曰“杀之三”，尧曰“宥之三”，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，而乐尧用刑之宽。四岳曰“鲧可用”，尧曰“不可，鲧方命圮族”，既而曰“试之”。何尧之不听皋陶之，而从四岳之用鲧也？然则圣人之意，盖亦可见矣。

考官梅圣对苏轼的文章惊为天人，但对上文拿捏不准。在苏轼拜见他时，梅问及尧和皋陶对话的出处。苏轼笑答：“想当然耳。”

实际上，上面典故出自《礼记》，发生在周公身上，苏轼考试时候记到尧上了，但居然蒙过了老师梅圣，可见功力非凡。

2，东坡肉

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，有著名的《猪肉颂》打油诗：“黄州好猪肉，价钱等粪土。富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煮。慢著火，少著水，火候足时它自美。每日起来打一碗，饱得自家君莫管。”这里的“慢著火，少著水，火候足时它自美”，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。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，修苏堤，兴水利，深受百姓爱戴。而这“东坡肉”也跟着沾光，名噪杭州，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。

3，苏轼退房

苏轼晚年居于常州，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，买了一所房子，正准备择日迁入住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。他问老妇哭什么，老妇说，她有一处房子，相传百年了，被不肖子孙所卖，因此痛心啼哭。细问之下，原来苏轼买的房子，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。于是苏轼对她说：“妪之故居，乃吾所售也，不必深悲，今当以是屋还妪。”苏轼当即焚烧了房契，只是租房子住。这年七月，他客于租住的房子之内。（见宋 费衮《梁溪漫志》）

杨万里(1127～1206) 南宋诗人。字廷秀。吉州吉水（今属江西）人。绍兴二十四年(1154)进士，授赣州司户参军，继而调任永州零陵（今属湖南）县丞。此时南宋名将张浚谪居永州，勉杨万里以"正心诚意"之学，因此他自名书室为"诚斋"，世称诚斋先生。

生平 绍兴三十二年(1162),孝宗即位,张浚重新起用，杨万里被荐为临安教授，以父丧未能赴任。服丧期满，改知隆兴府奉新(今属江西)县。在任时禁吏胥贪赃，甚得民心。乾道六年(1170),上《千虑策》三十道,陈述关于"君道"、"国势"、"治原"、"人才"、"刑法"、"民政"等重大问题的意见,受到宰相陈俊卿、虞允文的重视，征召为国子博士。次年，侍讲张□（张浚之子）因反对任命外戚张说而谪守袁州，杨万里抗疏挽留，又致书虞允文，劝他主持公道。虽然张□仍被贬谪，但杨万里的言行，却受到公论的赞许。屡迁至将作少监。淳熙元年(1174)，外出任漳州知州，不久改知常州。淳熙六年，提举广东常平茶监，升任广东提点刑狱。淳熙九年，因母丧去职。十一年服满返杭,任吏部员外郎,升郎中。次年，因地震应诏上书，劝告孝宗"姑置不急之务，精专备敌之策"，"治舰扼险"，以"足国裕民"。十三年，迁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，向宰相王淮推荐朱熹、袁枢等16位人才。后迁秘书少监。高宗卒，万里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，触怒孝宗，出知筠州（今江西高 安）。

淳熙十六年(1189),光宗即位，杨万里被召入朝,任秘书监。年底，金谴使来贺正旦,万里奉派为接伴使,此行途中，题咏颇多。绍熙元年(1190)，外出任江东转运副使。这时朝议欲以铁钱行于江南诸郡,他上疏反对,并拒不奉诏，因此触怒时相，改任赣州知州。万里不去赴任，请求还乡。此后闲居乡里长达15年之久。宁宗即位后，屡次召他入朝任职，都坚辞不就。开禧二年(1206)卒于家中。临终前索笔写下了"吾头颅如许，报国无路，惟有孤愤"的遗言，和陆游的《示儿》诗体现了同样深沉的忧国感情。

诗歌创作与诗论 杨万里的诗作今存4200余首，其中有不少作品内容比较充实。从他的第一部诗集《江湖集》开始，便写下了一些关心国家安危的作品。如《读罪己诏》，对孝宗因抗金受挫而中途改变策略提出忠告；《道逢王元龟阁学》，对□党得势、忠良被逐表示愤慨；《故少师张魏公挽词》，对爱国名臣张浚抱恨以殁深表痛惜。淳熙十六年冬奉命迎接金使，北渡江淮，忧愧悲愤，发而为诗，有著名的《初入淮河四绝句》："船离洪泽岸头沙,人到淮河意不佳。何必桑乾方是远,中流以北即天涯！""中原父老莫空谈，逢着王人诉不堪。却是归鸿不能语，一年一度到江南。"淮河流域，原为宋朝版图，如今淮河成了宋金疆界，中流以北，即是天涯，南北人民，失去了往来的自由。诗人抚今追昔，百感丛集，即景抒怀,比兴互陈,达到了他所追求的"诗已尽而味方永"（《诚斋诗话》）的艺术境界。此外，象《题盱眙军东南第一山》的"白沟旧在鸿沟外，易水今移淮水前";《雪霁晓登金山》的"大江端的替人羞,金山端的替人愁"，以及《舟过扬子桥远望》、《过扬子江》、《雨作抵暮复晴》等诗篇，同样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。

杨万里还写了一些反映农民劳动生活的诗，如《竹枝歌》7首写舟人纤夫雨夜行船："幸自通宵暖更晴,何劳细雨送残更？知侬笠漏芒鞋破,须遣拖泥带水行!"对辛苦劳役的下层人民表示关切。《圩丁词十解》是他路过当涂看到圩丁筑堤而写的，目的在于"授圩丁之修圩者歌之,以相其劳",诗中以赞赏的态度描绘了水利工程给人民带来的好处；《插秧歌》则描写了农民在雨中紧张劳动情景。象"荒山半寸无遗土，田父何曾一饱来"（《发孔镇晨炊漆桥道中纪行》）、"未送太仓新玉粒，敢先云子滑流匙"（《至后入城道中杂兴》）以及《悯农》、《悯旱》、《农家叹》、《秋雨叹》等都从不同角度对农民的遭遇深表同情。

杨万里诗歌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比较有特色。他的诗初学江西诗派，《江湖集》自序说："予少作有诗千余篇，至绍兴壬午年七月皆焚之，大概江西体也。"他的第二部诗集《荆溪集》自序中说他初学江西，又学陈师道的五律、王安石的七绝，后来还学过晚唐诗，直到51岁时,才"忽若有悟"。跳出步人后尘的路子,自辟蹊径，面向大自然寻找诗意："步后园、登古城，采撷杞菊，攀翻花竹，万象毕来，献予诗材。盖麾之不去，前者未雠，而后者已迫。"他在《跋徐恭仲省□近诗》中写道："传派传宗我替羞，作家各自一风流。黄陈篱下休安脚，陶谢行前更出头。"由师法前人到自筑诗坛，由在书本中寻诗到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发现写诗的材料，使杨万里的诗终于摆脱了江西诗派脱离生活、摹拟古人，只在字句韵律上着意锻造的风气，形成了独具特色、对后世影响颇大的"诚斋体"。

诚斋体的形成，与杨万里所提倡的"活法"有关。"活法"原是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的作者吕本中提出的，意在"能出于规矩之外,变化不测,而亦不背于规矩也"（《夏均父集序》）。杨万里的"活法"也包含这个意思，但立足点则是师法自然。他的诗友张□说："造化精神无尽期，跳腾踔厉即时追。目前言句知多少，罕有先生活法诗。"(《携杨秘监诗一编登舟因成二绝》)跳腾踔厉，追摄造化，善于捕捉稍纵即逝、转瞬即改的自然情趣，并用生动、活泼而又富有变化的语言表现出来，这就是杨万里的"活法"。

与此相应，诚斋体的突出特点就是善于巧妙地摄取自然景物的特征和动态。如《晓行望云山》："霁天欲晓未明间,满目奇峰总可观。却有一峰突然长,方知不动是真山。"《过宝应县新开湖》:"天上云烟压水来,湖中波浪打云回。中间不是平林树，水色天容拆不开。"都写得新颖、活泼，很有情趣。不仅如此，作者还通过景物的"活"来表现意趣的"活"。如《过松源晨炊漆公店》:"莫言下岭便无难,赚得行人错喜欢。正入万山圈子里，一山放出一山拦。"这类诗大都想象丰富、奇特,景物活,意趣活，表现手法也同样活，一笔一转，一转一境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诚斋体的另一特点是幽默诙谐。大自然的一切，大而日月山川，小而蜂蝶花木,无不收拾入诗,并且涉笔便有谐趣，以至姜夔有"处处山川怕见君"的戏语。《嘲蜂》、《嘲蜻蜓》、《嘲稚子》、《嘲星月》、《戏笔》等，都富有幽默感。有些诗，还能于诙谐中寓讽刺之意和激愤之情，如《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》："篙师只管信船流，不作前滩水石谋。却被惊湍旋三转，倒将船尾作船头。"至于《嘲淮风》："不去扫清天北雾，只来卷起浪头山！"《观蚁》："微躯所馔能多少？一猎归来满后车！"嘲讽之意，更灼然可见。

语言平易浅近,自然活泼,适当选择、熔炼俗谚口语入诗，这是"诚斋体"的又一特点。这比起江西派的搜僻典、用生词、押险韵、造拗句，显然是一种大胆的解放。《竹枝歌序》称隐括纤夫舟人"吟讴啸谑"而为歌，可见他对民歌的语言形式也有所吸收。如《檄风伯》中写与风神相戏:"风伯劝尔一杯酒，何须恶剧惊诗叟!端能为我霁威否？岸柳掉头荻摇手！"很能体现诚斋体的各项特点。

杨万里在当时与陆游、范成大等齐名，在南宋诗坛声誉甚高,并且得到北方金代一些诗人的推许(刘祁《归潜志》卷八)。但杨万里诗歌在内容上比陆、范要逊色一些:其关心国事的作品远不及陆游的沉痛,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赶不上范成大的深刻，数量上也少得多。采用"活法"无微不至地"斧藻江山，追逐风月"，这是杨万里的主要成就所在。"诚斋体"在造意、选材和风格上虽有独创性,但由于题材的琐屑细小,以致境界不甚开阔，加之他有时过分追求趣味性、"信手"、"走笔"，致使一些诗作缺乏必要的艺术概括，草率成章；语言有时也不经选择，随便运用，以致后人有"佻巧"、"油滑"之讥。他的七言绝句对南宋中后期的江湖派诗人及清代的郭□等人影响较大。

杨万里的诗歌理论，主要见于《诚斋诗话》及一些序文中。他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,称诗是"矫天下之具"（《诗论》），并认为诗歌应该是有为而作，起到某种扬善讽恶的作用，不能无病呻吟。在表现方法上，他重视委婉含蓄,尚"意"重"味"。他所说的诗"味",既继承了司空图"韵味"说的特点，但又受到江西诗派诗论的一些影响，求"味"而不离"形"、"法"。当然，杨万里讲的"法"主要是"活法"，他崇尚独创，反对守规则的"舍风味而论形似"的模拟之风。因此，杨万里与江西诗派诸人不同，他大力提倡晚唐诗风，追求 "晚唐异味"。在评论前人时,他也能脱离时人偏见,既推崇杜甫、黄庭坚，也称赞李白、苏轼。其《江西宗派诗序》云："今夫四家者流，以苏似李，黄似杜。苏李之诗，子列子之御风也。杜、黄之诗，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。无待者神于诗者欤？有待而未尝有待者，圣于诗者欤？"比喻佳妙，常为后人引用。《诚斋诗话》不专论诗，也有一些文论。

词与辞赋 《历代诗余·词话》引《续清言》语，称杨万里"不特诗有别才，即词亦有奇致"。其词作今存15首。其中如〔昭君怨〕《赋松上鸥》："偶听松梢扑鹿，知是沙鸥来宿。稚子莫喧哗，恐惊他！俄顷忽然飞去，飞去不知何处。'我已乞归休'，报沙鸥。"词风活泼清新，饶有趣味，和他的诗风很相似。

杨万里的辞赋也比较有特色。如《浯溪赋》以剥藓读元结的《中兴颂》碑为引子，借唐玄宗、肃宗父子的往事讽谕时事，对宋徽宗、高宗父子进行了批评，时人争相传诵，与范成大《馆娃宫赋》齐名。《海□赋》写宋军以海□船大破金兵于采石矶的战役，也具有现实意义。这类赋和欧阳修、苏轼的作品一样，摆脱了汉赋板重的句法和齐梁骈俪风气，以散势行韵文，韵脚多在虚词之前，读起来一气贯串，流利自然。

杨万里还精于《易》学，有《诚斋易传》20卷。他解释《易》的观点与程颐相近。因爱引用历史事件来证实《易》经，曾为后世经学家非议。但纪昀等人仍认为《诚斋易传》有"不可磨灭"处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）。

所著《诚斋集》 133卷（包括《江湖集》、《荆溪集》等10种诗集及其他各体文章），有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宋钞本。又有《杨文节公诗集》42卷，清乾隆年间杨云采据明本校刻。《诚斋易传》20卷，以曝书亭影宋本为佳。《诚斋诗话》1卷，有《历代诗话续编》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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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小传苏轼（1037—1101）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眉州眉山（今四川眉山）人。父苏洵，弟苏辙都是著名的散文家。他是宋仁宗嘉佑二年（1057年）的进士，官至翰林学士、知制诰、礼部尚书。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刺新法下御史狱，遭贬。卒后追谥文忠。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，文学巨匠，唐宋八大家之一。其文纵横恣肆，其诗题材广阔，清新豪健，善用夸张、比喻，独具风格。词开豪放一派，与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，有《东坡全集》、《东坡乐府》。

苏洵之子。嘉佑二年(1057)与弟苏辙同登进士第。后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,中第三等,授大理评事,签书凤翔府判官。

古代山西诗人中，名气最大的要数白居易了。他是继李白、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，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。

白居易，太原人，出身于仕宦之家，高祖、曾祖、祖父俱为官，父亲为朝奉大夫、襄州别驾、大理少卿，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。因其祖、父俱在河南作官，所以居家河南。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（公元772年）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。武宗会昌六年（846年）八月卒于洛阳，享年75岁。

白居易出生时，李白已逝世10年，杜甫也去世2年。时代需要大诗人，白居易适逢其时。他因出身书香门第，自幼又绝顶聪明，五六岁便学写诗，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，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，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。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，他说：“昼课赋，夜课书，间又课诗，不遑寝息矣，以至于口舌生疮，手肘成胝。”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，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。这些原因，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。

白居易出生不久，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。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，眼看还要继续乱下去，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，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。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，随后南北奔走，备尝艰辛。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；“故园望断欲何如？楚水吴山万里余。今日因君访兄弟，数行乡泪一封书。”后来又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，也写得较好，历来为人称道，诗云：“田园寥落干戈后，骨肉流离道路中，……共看明月应垂泪，一夜乡心五处同。”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。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、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。白居易的少年时代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。

白居易16岁时，已经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好诗，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诗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。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，去拜见老诗人顾况。顾况闻他名居易，便开玩笑说：“长安米贵，居恐不易。”及读到这首诗的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时，大为赞赏，说有这样的文笔，居长安不难。这首诗，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。

自到长安，顾况为之延誉后，白居易有时居长安，有时在别处，曾去过徐州、襄州、杭州等地，交结了一些诗人，真正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。他27岁方从乡试，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，送往长安应试，贞元十六年（800年）29岁时，以第四名及进士第，31岁时，试书判拔萃科，与元稹等同时及第，与元稹相识，从此成为莫逆之交。在32岁那年春，白居易被授校书郎，算是步入了仕途，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，卜居渭上，距长安约百里，到35岁时，罢校书郎，随后又授周至县尉。次年，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，补集贤院校理。这年冬季，授翰林学士，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，娶杨虞卿从妹为妻，元和三年（808年）拜左拾遗。

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，或黜或贬。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《论制科人状》，极言不当任意贬黜，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，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。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，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，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。他任拾遗期间，克尽职守，屡陈时政，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。

元和六年（811年）四月，因母亲去世，白居易丁忧居渭村，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。居渭村三年多，白居易又贫又病，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其困难。元和九年（814年）冬，授太子左赞善大夫，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，为宰相所恶，被贬为州刺史，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，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。此次连续被贬，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为避祸远嫌，“不复愕愕直言”，“世事从今口不言”。在江州，他自称为“天涯沦落人”，以游历山水、作诗为事，慕起陶渊明来，希望作个隐逸诗人，并转而事佛，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。总之，被贬江州司马，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。

白居易在江州四年，后移忠州，元和十五年召还。宪宗崩，穆宗继位，授中书舍人，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，知制诰，加朝散大夫，转上柱国。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，诗云“得水鱼还动鳞发，乘轩鹤亦长精神。”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，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，而且“终日多忧惕”，惊叹“高有罾缴忧，下有陷阱虞”。很快又感到失望。他恐再遭权幸谗害，不敢久留朝中，便请求外任，于长庆二年（822年）出为杭州刺史，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，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，诗云：“谁知名利尽，无复长安心。”“敢辞官远慢，且贵身安妥。”荣枯任之，听天由命，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。为了涤除人生烦恼，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。他蓄妓与嗜酒无厌，直到暮年。蓄妓玩乐，始自东晋，唐代比较普遍，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。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。嗜酒，据他自己说，“唯以醉为乡”，“往往酣醉，终日不醒。”宋人统计白居易诗，说他“二千八百首，饮酒者九百首。”所以如此，都是为了逃避现实，自我麻醉。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，寻求解脱之法，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、安慰自己。《大宋高僧传》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，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，多在出守杭州后。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，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，经常持三长月斋，即在一、五、九月在家坐道场。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、达观的代表，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。其实，他之崇佛，并非真心事佛，而是为了解除烦恼，寻求解脱，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，是一种退缩，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。是仕途坎坷，感到失望所致。饱经忧患后，才潜心释氏以寄托。白居易晚年所撰《醉吟先生传》自我表白云：“性嗜酒、耽琴、*诗。凡酒徒、琴侣、诗友多与之游，游之外，栖心释氏”。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。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。同时又炼丹学道。从严格意义上讲，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。同时，他之崇佛，还出于健身的原因。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、坐道场，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。

虽则消极、蓄妓、耽酒、信佛，但在杭州刺史任上，他政绩斐然，关心民间疾苦，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。人们为了怀念他，名所筑之堤为“白堤”，此外，还浚城中六井，以供市民饮用。

长庆四年（824年）五月，在杭州任期满。除太子左庶子、分司东都。于是，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。至此为官20来年，竟然凑不足买房钱，只好以两匹马抵偿，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。第二年，他除苏州刺史，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，便因病免郡事。刘禹锡罢和州刺史，刘、白二人结伴归洛阳。一年后，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，封晋阳县男。58岁那年，即大和三年（829年）春，白居易称病，免归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，从此不复出，后除河南尹，寻以病免，64岁那年，除同州刺史，不拜，改太子少傅，分司东都。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，他不愿再为官了。60岁时，儿子阿崔夭折，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，73岁时，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，以利舟揖。卒年75岁。

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，虽多为官，但总不顺利，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。作为一个诗人，却成就极大，可以说名动朝野，甚至妇孺皆知。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，多为外官，经历极广，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，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。

白居易的诗，前面已讲到，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。16岁时“野火春风”之句，已成为千古名句。最为出名，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《长恨歌》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。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，加以虚构，写得有声有色。生动动人，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，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。在这首诗里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*。至有“汉皇重色思倾国”、“从此君王不早朝”等语。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，既微有讽刺，又饱含哀怜。说及生离别的情形，笔锋颇常感情。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，感情充沛复杂，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。

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《琵琶引》，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。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，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，舟中离别酒筵上，感伤之中，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，移船相邀，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、独守空船的歌妓，也有无限愁绪，借琵琶寄托幽怨。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，不仅深为同情，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，因而产生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的感慨，便作了这首可与《长恨歌》媲美的长诗。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、可悲身世，后面以“我从去年辞帝京，谪居卧病浔阳城”转而写己，最后云“座中泣下谁最多，江州司马青衫湿。”“司马青衫”，因此也成典故。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，有很多优点，描写细致，音节和谐，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，真是令人一唱三叹。而最重要的，还是感情的真挚。这两首长诗，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。

白居易其他诗歌中，价值很高、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，尤以《秦中吟》和《新乐府》出名。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，反映民生疾苦，为正义而大声呼喊，“不识时忌讳”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。《秦中吟》10首，首首如利剑，《重赋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，残酷盘削百姓，“夺我身上绫，买尔眼前恩。”《轻肥》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，最后是“是岁江南旱，衢州人食人！”《歌舞》写公卿们日中乐饮、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，结句是“岂知阌乡狱，中有冻囚！”《买花》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、以豪奢相夸耀，最后说：“一丛深色花，十户中人赋。”《议婚》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，《伤友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，《伤宅》讽刺豪门大兴建筑，“一堂费百万”。《不致仕》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。《立婢》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。《五弦》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。可知全是批判、鞭挞和发牢骚者，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，刺疼了统治阶级，难怪“闻《秦中吟》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。”白居易对自己的《秦中吟》也甚为自负，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：“一篇《长恨》有风情，十首《秦吟》近正声。”

《新乐府》是与《秦中吟》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，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，共50首，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，时间跨度较《秦中吟》大，内容也更广泛。白氏在《寄唐生》诗中说他的乐府诗：“我亦君之徒，郁郁何所为。不能发声哭．转作乐府诗。篇篇无空文，句句必尽规。功高虞人箴，痛甚骚人辞。非求宫律高，不务文字奇。推歌生民病，愿得天子知。”可以说是他写《新乐府》的宣言和对《新乐府》的最好说明。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《卖炭翁》、《杜陵叟》、《缭绫》、《新丰折臂翁》等，即为《新乐府》中篇章。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，即序中所明言的“苦宫市也”、“伤农夫之困也”、“贪女工之劳也”、“戒边功也”、“忧蚕桑之费也”、“念寒隽也”、“戒求仙也”、“刺佛寺浸多也”、“疾贪吏也”等，鞭挞、讽刺，辞激情真，毫不留情，乃至大声疾呼。这些诗篇爱憎分明，除讽刺外，也有歌颂。这些诗篇，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，赞美什么，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。他在《新乐府序》中明确宣布，这些诗是“为君、为臣、为民、为物、为事而作，不为文而作也”。“其事核而实”，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，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。在诗风上，继承了《诗经》、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，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，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。

总之，白居易的《秦中吟》和《新乐府》，是他全部诗歌中最富战斗力的作品，连同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，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可宝贵的部分。

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，讽谕诗之外，还有闲适诗、感伤诗、杂律诗，也大都写得很好。总的来说，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。因为世途险恶，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，是十分令人惋惜的。

作为一个大诗人，一个天才的诗人，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，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。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语言通俗易懂，明白晓畅，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，作了许多艺术加工。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。明代诗论家胡震亨《唐音统签》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，说“真迹点窜，多与初作不侔”，可知白居易作诗、改诗之刻苦认真。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，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。

白居易的诗，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，甚有影响，使他颇感自豪。白居易在《与元九书》中说：“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，凡乡校、佛寺、逆旅、行舟之中，往往有题仆诗者；土庶、僧徒、孀妇、处女之口，每每有咏仆诗者。”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，“二十年间，禁省、观寺、邮候、墙壁之上无不书，王公、妾妇、马走之口无不适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，或持之以交酒茗者，处处皆是。”一个人的诗作，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，在古代是极少见的。不但如此，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，日本、新罗（今朝鲜）、日南（今越南）等国，都有传写。据史料载，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，藏之秘府，暗自吟诵。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，诏番臣诵读。

不言而喻，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，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，流传千古。

他的父亲苏洵，即是《三字经》里提到的“二十七，始发愤”的“苏老泉”。苏洵发愤虽晚，但用功甚勤。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，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。当然，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，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，更不能年未及冠即“学通经史，属文日数千言”，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。

嘉佑元年（1056年），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，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。在翌年，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，以一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，高中进士。

嘉佑六年，苏轼应中制科考试，即通常所谓“三年京察”，入第三等，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。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，丁忧扶丧归里。熙宁二年（1069）服满还朝，仍授本职。

苏轼几年不在京城，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。神宗即位后，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。苏轼的许多师友，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，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，被迫离京。朝野旧雨凋零，苏轼眼中所见的，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“平和世界”。

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，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，认为新法不能便民，便上书反对。这样做的一个结果，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，不容于朝廷。于是苏轼自求外放，调任杭州通判。

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，任满后，被调往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，任知州。

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，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。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，大做文章。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，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，“文字毁谤君相”的罪名，被捕下狱，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

苏轼坐牢103天，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。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，苏轼才算躲过一劫。

出狱以后，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（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）。这个职位相当低微，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，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，种田帮补生计。“东坡居士”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。

宋神宗元丰七年，苏轼离开黄州，奉诏赴汝州就任。由于长途跋涉，旅途劳顿，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。汝州路途遥远，且路费已尽，再加上丧子之痛，苏轼便上书朝廷，请求暂时不去汝州，先到常州居住，后被批准。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，神宗驾崩。

哲宗即位，高太后听政,新党势力倒台，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。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。在朝半月,升起居舍人,三个月后,升中书舍人,不就又升翰林学士。

俗语：“京官不好当。”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，认为其与所谓“王党”不过一丘之貉，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。

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，又不能见谅于旧党，因而再度自求外调。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，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。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，疏浚西湖,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，也就是著名的“苏堤”。

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，自比唐代的白居易。但元佑六年，他又被召回朝。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，被外放颖州。 元佑八年（1093年）新党再度执政，他以“讥刺先朝”罪名，贬为惠州安置、再贬为儋州（今海南省儋县）别驾、昌化军安置。徽宗即位，调廉州安置、舒州团练副使、永州安置。元符三年（1101年）大赦，复任朝奉郎，北归途中，卒于常州，谥号文忠。享年六十六岁。

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

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，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、表现力和艺术价值。他的文学思想强调“有为而作”，崇尚自然，摆脱束缚，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。他认为作文应达到“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。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”（《答谢民师书》）的艺术境界。苏轼散文著述宏富，与韩愈、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。文章风格平易流畅，豪放自如。释德洪《跋东坡（左忄右允）池录》说：“其文涣然如水之质，漫衍浩荡，则其波亦自然成文。”苏轼与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，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

苏轼致力提拔后进，黄庭坚、秦观等均出其门下。

苏诗现存约四千首，其诗内容广阔，风格多样，而以豪放为主，笔力纵横，穷极变幻，具有浪漫主义色彩，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。燮星期《原诗》说：“苏轼之诗，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，天地万物，嬉笑怒骂，无不鼓舞于笔端。”赵翼《瓯北诗话》说：“以文为诗，自昌黎始，至东坡益大放厥词，别开生面，成一代之大观。……尤其不可及者，天生健笔一枝，爽如哀梨，快为并剪，有必达之隐，无难显之情，此所以继李、杜后为一大家也，而其不如李、杜处亦在此。”

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，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，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。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。他将北宋诗新运动的精神，扩大到词的领域，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，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，扩大了词的题材，丰富了词的意境，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，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名作有《念奴娇》、《水调歌头》等，开豪放词派的先河，与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。刘辰翁《辛稼轩词序》说：“词至东坡，倾荡磊落，如诗，如文，如天地奇观。”

苏轼还擅长行、楷书，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他曾遍学晋、唐、五代名家，得力于王僧虔、李邕、徐浩、颜真卿、杨凝式，而自成一家。自云：“我书造意本无法”；又云：“自出新意，不践古人。” 黄庭坚说他：“早年用笔精到，不及老大渐近自然”；又云：“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。”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，加之学问、胸襟、识见处处过人，而一生又屡经坎坷，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，天真浩瀚，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。人书并尊，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、迈、过，友人王定国、赵令畤均向他学习；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、韩世忠、陆游，以及的吴宽，清代的张之洞，亦均向他学习，可见影响之大。黄庭坚在《山谷集》里说：“本朝善书者，自当推(苏)为第一。”

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，师文同(即文与可），比文更加简劲，且具掀舞之势。米芾说他“作墨竹，从地一直起至顶。余问：何不逐节分？曰：竹生时，何尝逐节生？”亦善作古木怪石，米芾又云：“作枯木枝干，虬曲无端；石皴硬，亦怪怪奇奇无端，如其胸中盘郁也。”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。其论书画均有卓见，论画影响更为深远。如重视神似，主张画外有情，画要有寄托，反对形似，反对程式束缚，提倡“诗画本一律，天工与清新”，并明确提出“士人画”的概念等，为其后“文人画”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。存世书迹有《黄州寒食诗》、《赤壁赋》、《答谢民师论文》与《祭黄几道文》等。存世画迹有《古木怪石图卷》；又近年发现的《潇湘竹石图卷》当亦系他的作品。

苏轼在诗、文、词、书、画等方面，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。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。

苏轼生平年表

北宋仁宗天圣元年--嘉佑八年（1023-1064）

1036 苏轼降生

1054 娶王弗

1057 中进士；母丧；服孝（1057.4-1059.6）

1059 举家前往京都

1061 仁凤翔判官

英宗治平元年--四年（1064-1068）

1064 任职史馆

1065 妻丧

1066 父丧；服孝（1066.4-2068.7)

神宗熙宁元年--元丰八年（1068-1086）

1068 娶王闰之

1069 返京；任职史馆

1071 任告监管；任杭州通判

1074 任密州太守

1076 任徐州太守

1079 任湖州太守；入狱

1080 谪居黄州

1084 往常州

1085 往登州；任登州太守；往京都；任中书舍人

哲宗（1086-1100）元佑年间太后执政（1085-1093）

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

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司令

1091 任吏部尚书；往京都；任颍州太守

1092 任扬州太守；兵部尚书；礼部尚书

1093 妻丧；太后逝世；调定州太守；河北司令

1094 往惠州贬所；谪居惠州

1097 往海南；谪居海南儋州

徽宗（1101-1126）太后执政（1100）

1101 北返；往常州；逝世

1126 北宋亡